鄭永年:教育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帽子工場”|鄭永年·教育+

2025已經過去,在新年伊始之際,一讀為您推送精彩合輯“教育+”,聽聽他們的教育觀點教育。今天來品讀第四位教育家——鄭永年的文章。

鄭永年:教育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帽子工場”|鄭永年·教育+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01

大學要做社會的“良心”

導讀: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越來越高教育。然而,大學是否真正跟上了社會發展的步伐,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化解如今人類面臨的日益複雜的危機?

鄭永年教授認為:“大學的未來取決於社會的未來,而社會的未來也可以透過大學來塑造教育。”關於大學與社會的關係,關於當今大學遇到的諸多問題,我們來看一看他的思考。

精彩觀點:大學是生產思想最重要的地方,大學沒有了思想,解決社會問題和應付危機就沒有了希望教育。但可惜的是,現在的大學不僅沒有履行思想生產者的角色,反而是技術一元化的推手和幫兇。當然,這絕對不是說,大學不要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近代以來,大學是科學技術研究尤其是基礎科學技術研究的重鎮。類似斯坦福大學產學研一體化的大學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要強調的是,大學在推動技術進步的同時,沒有能夠生產出解決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和危機的方法。

大學怎麼做?或者廣義地說,知識界怎麼做?人類產生以來,知識界在社會進步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作用教育。同樣,知識界在未來社會的發展和形態塑造過程中也會可以繼續扮演這個角色。在技術霸權主導下,社會已經呈現一元化大趨勢。但這個趨勢並非不可扭轉。正如以往的歷史所顯示的,當社會意識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或者生命變得毫無意義時,社會的反抗變得不可避免。到那個時候,不僅社會精英開始思考,連平常“從眾者”也會開始思考。只要人們開始思考,就會啟動“去愚昧”的過程。

作為社會的“良心”,大學和知識界應當明瞭這個現實教育。大學可以做的有很多。大學不僅要保護好僅剩的多元性和多樣性,更要創造產生和發展多樣性和多元性的條件。中世紀的大學都可以做到這一點,當代大學也可以做到這一點。為此,大學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領域有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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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不應當單純追求“大規模生產”,和量化生產分割開來教育。現在的大學用同樣的標準培養著大量的同質性學生,猶如現代工廠的量產。如此培養出來的學生至多也只是生產工具,而非會思考、會思想的人才。其實,培養這樣的學生多一個少一個並不重要。大學需要培養的是具有差異性的人才。沒有差異性就不會有多樣性和多元性,就只會有簡單的重複生產,而不會有新的創造。

大學也應當和論文數量分割開來教育。重要的是要成為思想大國,而非論文大國。現在的大學每年生產著大量的論文,以同一個“八股”(方法論)而做的論文。同質的教育生產同質的論文,這不難理解。國家花費了大量的財力來資助大學的研究,但大學報以論文的數量,並且大都為了論文而論文,和國家的社會經濟沒有關聯,甚至和基礎研究也沒有關聯。換句話說,人們花費了大量的財力寫論文,但既沒有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社會經濟效用),也沒有寫在祖國的未來上(基礎研究)。儘管大學評估以論文流量為標準,但必須意識到正是這樣的標準在促成大學的墮落和衰亡。

大學要同流量分割開來教育。大學也在追求社會影響。在大資料時代,社會影響往往透過流量而形成,而流量也往往成為大學影響力的一個重要評估指標。但問題是,流量主義必然是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主導下的流量的本質必然是庸俗。深遂的思想和哲學思考往往毫無流量。歷史地看,改變社會的不是流量,而往往是人們不肯接受的思想。也就是說,真理沒有流量,也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今天的世界,大學似乎都在隨波逐流,並且把此視為是大趨勢教育。實際上,如果這種大趨勢如果不能扭轉,大學必然衰落,社會也會加速度衰落。未來屬於有能力扭轉這個大趨勢的大學。大學如果能夠“逆潮流”而動,把握未來,那麼大學可以獲得新生,社會可以獲得新生,生命的意義可以獲得重生。

02

教育過度“國家安全化”是有害的

導讀:在全球化程序加速推進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已成為各國教育改革和發展戰略的核心議題,對於我國構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體系至關重要教育。2023年10月9日,在西安交通大學主辦的“絲綢之路大學聯盟論壇”上,鄭永年教授受主邀請參與。他圍繞“高水平開放與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程序”這一主題發表了精彩演講,深入剖析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價值,並針對性地探討了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有效路徑。

精彩觀點:今天高等教育國際化面臨巨大挑戰教育。這個世界不太平,俄烏衝突還在進行,而現在我們又看到了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在國際層面,一些西方主要國家尤其是美國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導致了逆全球化的趨勢。美國挑起中美貿易衝突,對世界的供應鏈和產業鏈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實際上,無論是地緣政治衝突還是貿易保護主義,都對我們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有著很大的負面影響教育。中美關係不僅影響著我們中美兩國之間的教育國際化,更影響著中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以及東南亞等地區的國際交流。地緣政治變遷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負面影響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

除了地緣政治和貿易保護主義,意識形態也在影響教育的國際化教育

美國總統拜登把中美之間的微妙關係形容成“美國民主”跟“中國專制”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教育。這種意識形態之爭對學術界學術交流的打擊是巨大的,導致了學術交流的過度政治化。

美國把國家安全和高等教育捆綁在一起,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了美國本身教育。美國以前是一個很開放的國家,但是現在也收緊了移民政策。對高等教育的過度國家安全化,導致美國限制中國理工科人才赴美留學。美國安全機構已經對在美國工作的中國學者構成了巨大的困難,甚至使其處於不安全的境地。現在,甚至有一些正常的學術活動也很難進行。與此同時,一些美國朋友受美國政府安全政策的影響,覺得到中國來變得“不安全”了。

實際上,我覺得教育過度“國家安全化”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教育。教育是一種國際公共品,中美之間或者中國和任何一個國家之間的教育交流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03

高等教育改革不是“縫縫補補”

導讀:西方高等教育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激進化時代,大學的作用在於回應當時西方傳統斷裂和人心失序等重大問題;在工業化時代,大學將西方教育理念帶入非西方國家,培養本地化精英;在全球化時代,大學倡導開放和多元的理念教育。但是,當前西方高等教育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存在“傲慢的優越主義”“政治正確”等問題。與此同時,ChatGPT的出現也給大學帶來了新的衝擊,ChatGPT可以在短時間內向人們提供巨大的知識總和,直接挑戰了“教授”的存在價值。在ChatGPT時代,過去高等教育的教學方式是否依然適用?大學和教授們需要找到新的存在理由。因此,鄭永年教授呼籲,教育問題是系統性的,改革也必須是系統性的。只有這樣,大學才能培養出社會真正需要的人才,實現自身的轉型升級。

精彩觀點:今天,無論對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人們的抱怨越來越大教育。一方面,教育競爭激烈,內卷加劇,家庭和社會對教育的投入幾乎是無上限的。如有可能,大家都會投資於教育。教育被視為是個人、家庭和社會通向未來最為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話)通道;對教育過度強調,以至於無論是學生本人還是家長,對教育的焦慮感幾乎在無限度地加重。另一方面,無論學生本人、家庭和民眾對教育的滿意度都不高,甚至懷疑教育的價值在哪裡?對教育的投入已經成為一個無底洞,但教育的回報則越來越不成比例。教育與人才需求嚴重脫節,在很多領域,即便是很聰明的學生,一旦經歷整個教育系統,大多都成為無用之人。在當代學生中,那麼高比例的抑鬱症者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更不用說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嚴重脫節:一方面社會經濟所需要的人才大量缺失,另一方面大學生就業狀況令人擔憂。教育本來就是要培養社會經濟所需人才的,但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反而成為社會的負擔,這是一個很荒唐的現象。

04

教育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帽子工場”

導讀:教育的目的是什麼?中國文明的教育理念歷來提倡“有教無類”,透過教育將人從“野蠻”轉化成“文明”教育。然而,現實中我們的教育秩序卻似乎“背離”了這一初衷。

鄭永年教授強調,教育秩序首先應當是“人”成長的平臺,然後才是培養“才”的平臺教育。我們不妨從中國文明的源頭來尋找重塑教育秩序的思路——多一點“道家”,少一點“法家”,在“儒家”(宋之前的儒家)中做更多的思考。讓個體的興趣自由生長,並在此基礎上適度施以引導,注重發掘個性,促進自我認知和原創力培養,使教育迴歸“先做人、後做事”的本真。

精彩觀點: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現在的教育秩序過於“法家”化,在漫長的教育過程中,各個角色家長、幼兒園老師、中學老師、大學教授、權力和資本都扮演了“法家”的角色,都以自己各自的利益來定義和培養“人才”,各自或者合力毀滅了個人的天性和天賦,讓人成為工具教育

教育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帽子工場”,塑造出各種“帽子”,人本身沒有價值,價值在於“帽子”教育。在這裡,人不是目的,而僅僅只是工具。如果借用馬克思的概念來說,教育過程就是人的異化過程。

“法家”化的教育秩序導致了諸多負面的和人們不想看到的結果教育。消滅了自我生成的秩序,也就消滅了人的自然本性,“狼性”和天性。消滅了自我生成秩序,也就消滅了創造性。自我生成秩序必然是多元的,是個體創造性的來源。

而人為的“法家”秩序則是一刀切,自上而下地強加的,因此必然導致一體化教育。毫無個性的大批次人才就是“法家”化教育制度的產物。失去了多元,也就失去了個性,原創性就變得毫無可能。

如果這樣看,中國教育秩序的重構也應當有個大方向了,那就是多一點“道家”,少一點“法家”,“儒家”(宋之前的儒家)的選擇比較合適教育

儘管在現代國家,政府不可能不介入教育,但政府應當容許和鼓勵多元化教育,讓“道家式”自我生成的教育秩序孕育和成長起來,在此基礎之上再進行必要的干預教育。過早干預和提前干預都會把“毀滅”蘊含在自我生成秩序之中的最具原始性的創造力中。

“先做人、後做事”說容易,但踐行非常困難教育。教育秩序首先應當是“人”成長的平臺,然後才是培養“才”的平臺。合適人成長的教育秩序才能培養出我們所需要的人才。

也就是說,迴歸人的原點才是教育秩序重構的起點教育

05

中國如何進行人才建設教育

導讀:功以才成,業由才廣教育。面對百年之未有大變局,高素質人才和科技創新能力成為國際競爭的焦點。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積極探索和實踐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投入到國家建設中來。疫情過後全球風雲變幻,在國內可持續發展壓力增大,國際形勢進一步的惡化的情況下,人才強國戰略更顯其重要性。

本文回顧了當前我國人才建設工作的現狀,提出以“人才地域性嵌入模式”來引導人才工作,即透過提高內部和外部環境的開放性、加大個人發展支援、加強人才公共生活服務支撐,從而構建人才吸引的整體性過程教育

06

大學如何在三大劇變下“鳳凰涅槃”教育

導讀:中國高等教育正站在一個深刻變革的歷史節點教育。曾經驅動其高速擴張的時代紅利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來自社會深層結構劇變帶來的三重嚴峻挑戰:少子化浪潮、演算法時代的“內卷”盛行,和人工智慧衝擊。這三者如同三股交織的巨浪,猛烈衝擊著大學傳統的辦學模式、評價體系與知識生產邏輯。針對這三重挑戰,文章提出了五大戰略思路,涵蓋辦學理念、評價體系、學科佈局、教學模式乃至大學治理結構等方面,旨在促進大學活力不斷釋放,併為未來培養兼具科技素養與人文精神、能駕馭而非被AI替代的創新人才。

精彩觀點:近年的人口出生率斷崖式下跌對教育體系影響深遠教育。基礎教育階段已經出現“關停潮”。據統計,僅2024年全國就有約2.11萬所幼兒園、7200所小學“消失”[1][2]。幼兒園和小學招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由少子化導致的生源減少。可以預見,再過不到十年,適齡人口下降的影響將開始傳導至高等教育階段,中國大學將面臨與中小學類似的適齡學生銳減的境況。資料顯示,中國出生人口已從2016年的1883萬銳減至2023年的902萬[3],一些專家預測未來出生人數可能繼續下降並穩定在每年500萬左右。這意味著,無論公立還是民辦,高校都將迎來一個生源大幅減少、招生競爭異常激烈的時代。今天,大學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找到足夠的優秀學生?但這個問題很快就會演變成:如何找到足夠的學生?

生源危機的苗頭已在某些高校顯現教育。近兩年的高考錄取中,不少民辦大學出現嚴重的招生缺額,即使多輪大幅降分補錄仍然招不滿學生。有媒體報道,廣東一所民辦本科2024年的招生計劃完成率還不到一半,越來越多的民辦高校被迫裁減教職人員[4]。早在2021年,中國就有9所民辦高校因資金或招生問題停辦,創下高校關閉數量的新高[5]。可以想見,當現在的小學和幼兒園的學生進入大學年齡段,很多高校將不得不直面“沒人可招”的困境。

中國高校多年來經歷了生源充沛、規模擴張的發展模式教育。然而,上述人口趨勢意味著十幾年後適齡大學生將大幅減少,高校普遍面臨招生難題。如果無動於衷,未來許多高校可能步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高校減招甚至停辦的後塵。可以預見,“以量取勝”的老路已經走不下去了,過去那種“一哄而上”新建學院、擴大校區的做法將難以為繼。正如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在2023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的,“要深刻認識人口和社會結構變化對教育佈局結構和資源配置調整的緊迫要求”[6],提質取代增量是最佳化高等教育佈局的必由之路。今後的高校生存發展,關鍵要看能否從追求數量轉向追求質量。

面對生源縮減,高校首先需要適時調整佈局和規模教育。在“買方市場”中,學生有了更多選擇權,那些缺乏辦學特色、不能為學生帶來顯著成長和價值的院校和專業將難以為繼。近年來我國一些省份已著手調整高校設定,“十四五”規劃中原則上不再新增高校,多所原計劃籌建的新大學被叫停。這些都釋放出一個明確的訊號,即高等教育將從外延擴張轉向內涵發展,從拼數量轉向提質量。對於辦學定位相似、地理相近的院校,政府可以引導其最佳化整合或差異化發展,避免低水平重複建設。多年的高校大規模擴招帶來了毛入學率快速攀升,2024年已達60.8%。今天,總量充裕要轉向結構最佳化:鼓勵不同高校走特色辦學之路,形成研究型、應用型、職業技術型等多元格局,讓每一所存續下來的大學都有自身不可替代的價值。

而衡量高校價值的重要標尺之一,正是其畢業生能否順利就業、融入社會教育。就業資料已經發出了清晰的警告。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持續嚴峻。據官方資料顯示,2023年中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1148.5萬[7],創歷史新高,而同期青年調查失業率一度超過20%[8]。儘管統計口徑在2024年中有所調整,但無論如何,大量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合適崗位、就業不匹配的問題依然突出。在高校擴招與經濟結構轉型疊加影響下,出現了“高學歷低就業質量”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許多學生畢業即失業,另一方面企業卻抱怨找不到合適人才,折射出當前高校在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之間的脫節。這一趨勢倒逼高校必須重新審視教育質量和人才培養方式,不僅要為學生提供知識和技能,更要關注其可就業性與職業發展能力。

最重要的是,大學辦學理念須全面轉向“以學生髮展為中心”教育。 當大學不再是稀缺資源,時而出現招生名額空置時,學生將用腳投票,選擇真正有含金量的教育。高校必須以更高的教學質量、更優的育人效果來證明自身存在的意義。這包括提供更小班化、更個性化的教學,注重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和綜合素質,使其畢業時具備競爭力和適應社會的能力,而不僅僅拿到一紙文憑。在就業壓力增大的背景下,公眾對學歷含金量的期待更高,高校有責任確保“畢業即失業”不成為常態。唯有讓學生在大學裡真有所獲、學有所長,才能彰顯高等教育的價值,才能在生源收縮的大潮中站穩腳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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